即4.6 亿美元。到2003 年年 底，长虹公司的应收账款达49.85 亿元人民币，其中美国APE 公司的应收账款为 44.46 亿元。也正是APE 公司的巨额欠款不能收回，致使长虹在2004 年全年亏 损36.81 亿，每股收益–1.701 元，创下中国股市有史以来上市公司亏损之最。
长虹的巨额应收账款被暴露在阳光下，我却被长虹公司推到被告席上，罪名是“纯属子虚乌有、捏造事实，以逻辑混乱的臆想引导出莫须有的结论”等等。 长虹公司的索赔额更是高达3 000 万元，创下国内媒体官司诉讼最高的索赔额。
长虹的官司经过报社的努力费时半年才以和解，但这件事激发了我对长虹的兴趣，悄悄搜集长虹的有关材料。2004 年7 月，倪润峰去职，我知道时机正在成熟。到9 月底，大部分文字已经成稿。
2004 年11 月30 日，国内另一家彩电企业——创维的老板黄宏生的香港事件触发了我写创维的念头。作为一个家电行业的财经记者，我对深圳本土企业多年的跟踪报道，积累了不少材料。经过半个多月的思考，确定了以危机处理为主线的写作思路，一个多月的时间，近30 万字的初稿就脱手了。
2005 年1 月底，《博弈危机—创维18 年实战案例剖析》和《长虹隐痛—巨额应收账款覆盖下的企业难题》两本书同时出版。2006 年8 月，出版《三九陷落》， 2007 年11 月出版《郭台铭与富士康》，在企业史写作上一发而不可收。
现在想来，当时敢揭长虹黑幕，并不是鲁莽行为。我是明白社会规则的人，我的报道负面稿件基本没有，为什么这一次去戳一个“老虎屁股”？我的人生需要占领一块更高的阵地，长虹就成了突破口。并且我对代价和风险与价值都做了判断。这一次，我身上的匪气又暴露了一下子。
此后，国内刚刚兴起的企业书写作队伍里，就加入了一个新人。 到今天，我写作出版的著述已经超过20本，是国内写作企业收最多的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