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学生，家里也不好意思再让我下地干农活惹人耻笑，我就找了个事情，给乡里那所小学做了一学期代课老师。
由于那时政治格局未定，国共两党在桌面上都讲和平，在下面也都各自干着自己的事，一场大战眼看就要开始了。记得回到南京之前，在重庆有两次大会。那时民主党派还是很多的，可以自由集会，他们都支持和平建国。各党派虽都有自己的主张，可是呼吁和平的声音还是主流。不过，蒋介石那时铁了心要铲除“共产主义”。当然，有实力的共产党，也不会俯首就擒。抗战虽然刚刚结束，但国内战争却是一触即发。
这次复课我们直接去的南京。原来的那个“南京大学”在日本占领期间还存在，当时还沿用“中央大学”这个名称。国民政府抗战期间那次撤退前，在中央大学已经修了个大礼堂，那是南京当时最著名的礼堂。政府的文化活动，包括开会、演戏都在那里。内战没打起来之前，首都的文化生活还是很热闹的。特别是“南大”那地方，被大家戏谑地称呼为“中央大饭店”“中央大舞台”。
不久，内战就开始了。此间，学校还在上课。我们当时也不知道这场仗能打多长时间，只看到每天报纸都在说某某大捷，可政府的中央军却一直南退。断断续续挨了两年，一封家信都没有收到。由于战乱，我从上大学直到后来去浙江大学读书，也只回了那一次家。
一九四八年的“双十节”，国民党的中央军在中山陵前进行了盛大的军队检阅。我们这些学生只听说这次要打大仗了，共产党的“解放军”已经占据了长江以北。让人奇怪的是，南京好多有钱人已经开始逃跑了，街上到处都在哄抢商品、换金条。社会秩序乱极了，学校也不上课了，各个政府单位开始向台湾搬。
这些人好像是先到的广州，再渡海去台湾。我们系上的一些教授也跟着去了香港、台湾。
直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在北平宣布成立，我都没有离开南京城。由于许多老师去了台湾，中央大学开不了课，有很多学生从中央大学转到一些地方大学去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