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和顾臣其实已经结婚一年了。
他逃婚后不久，关夏去世。
我们三个的事闹得沸沸扬扬。
两家的股价持续下跌。
为了改变这种局面，我和顾臣被双方家长逼着领证。
没设酒席，没办婚礼。
曾经爸妈无比期盼着我出嫁。
甚至提前几年开始帮我定做婚纱。
熬夜选面料，看款式。
他们骄傲地说我一定是那天最美的姑娘。
但是真正领证那天，他们事不关己，一直沉默。
工作人员看不下去，怂恿他们说两句好听的。
他们拗不过，最后不情不愿开口：
“要改过自新，重新做人。”
甚至连句像样的祝福语也不想说。
在场几对夫妻闻言都十分诧异地看我。
叽叽喳喳地议论我究竟做过什么十恶不赦的事。
目光带着审视，好像把我扒开放在阳光底下一样无处遁形。
我听见工作人员小声嘀咕：
“什么啊，跟自己闺女多大仇啊这是，知道的是嫁女儿，不知道的以为见仇人呢！”
心脏猛地一抽，我险些掉下泪。
至于几年前做的那套婚纱？
哦。
现在在关夏的衣冠冢里面。
下葬的时候，妈妈哭着说：
“夏夏，这套婚纱是妈妈专门留给你的，别人碰都别想碰！没想到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妈妈还是没能见到你穿它的样子！”
领完证之后，爸妈一秒也不想见到我。
连夜把我的行李打包送到了婚房。
但顾臣也不想见我。
又专门开车，把行李扔到了我家门口。
他们躲我像是在躲瘟疫。
我好像一条丧家之犬。
趁夜色夹着尾巴灰溜溜地捡回自己的东西。
坐在公园的长椅上，望着对面一盏盏熄掉的万家灯火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