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时宝成铁路尚未通车，我们是从广州坐火车北上到武汉，在武汉又换乘轮船到重庆，再由重庆坐火车抵成都，总共花了近一周的时间。小孩子有机会坐火车、轮船是极为兴奋的，怕我走失，在我胸前还缝了块布牌子，上面写有名字、年龄（9岁）及随行单位等。特别是从武汉沿长江逆流而上，坐的是当时国内最好的内河航运船“江峡”号，后来看报纸，毛泽东巡视长江也是坐的这条船。当时三峡不能夜航，到了晚上要停下来，乘客可上岸，记得好像是万县码头（现改名叫万州），煤气灯照得夜如白昼，各种水果、食品摊小贩叫卖声不绝，一片繁荣景象。
到了成都，学院宿舍尚未盖好，一家人住在草市街口的成都旅馆（原楼在现在楼的对面，旧楼已拆，修成商业大厦了），那时锦江宾馆还未修，这就是成都最好的旅馆了。当时成都东郊建设一片繁忙，除了电信学院外，像719、420等几座大型的军工厂都在修建中，而这些项目都由苏联援助。苏联专家住在玉沙路原西南局对面的专家招待所，每天早、中、晚专车来回接送。由于50年代经济不发达，这些新区的许多公共设置都是用竹木、稻草盖的，记得当时东郊的沙河电影院（每次去看电影是一极大的享受）、圣灯寺的百货公司，以及我们的学校——电信工程学院子弟校都是茅草盖的，但并不影响我们上学的迫切愿望。
9月，我家已搬到学校的宿舍区，学校也正式开学了。我读的是四年级，教师大多是才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年轻人。现在能想起的有教自然的易老师、教语文的宋老师、后来我的班主任张老师（这位张老师后面我有特别的回忆），以及陈校长。同学们则来自全国各地，从上海、广州及南京来的大部分是学院教师的子女，从东北、北京、河北来的大多为南下干部子女，而本地的同学多为校工或农民的子女了。因为是在农田中修建的学校，周围当时没有居民区，学校本身就是学院的一部分。虽然来自天南地北，但同学们都相处得很好，而且大家都说普通话，直到后来才说四川话。
进校后我读四年级，从四年级到五年级，我的学习生活十分愉快，那时学生也没有现在这么多负担，书包里就几本课本，家长也不管接送，放了学就是玩，到了高年级后才有晚自习，哪像现在个个学生像拼命三郎，每天做作业到十一二点，连睡眠都不够，还要学这样奥数，那样乐器，可怜的孩子，可悲的中国教育！
可能是我学习成绩好，老师都很喜欢我，经常得到表扬不说，还经常差我做些在同学们面前很觉骄傲得意的事，像帮老师核对同学的作业本（也许是老师偷懒，差我做义工），给同学们发放小人书做图书管理员，文艺表演安排我上台去表演相声等。而1956年到1958年，又是中国的多事之年，反右斗争，大炼钢铁，大跃进都在那时发生，小学生也被卷入政治运动中。
